正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
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

 

只有用语言表达出来,我们才开始认识这个对象。

无法用语言的描述的,我们也无法认识。

”不可言传“就是”尚未认识“

 

创造一个新的词汇,就意味着增加了人类的认识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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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and Worlds: An evolutionary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uhn planned to write a sequel to Structure, outlining this “evolutionary turn”, which he entitled Words and Worlds: An evolutionary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He began by proposing the notion of the lexicon to replace that of the paradigm. A lexicon comprises a scientific speciality’s collection of terms and concepts to chart the world taxonomically. So, when a scientific speciality evolves, its lexical terms change to reflect a new world and, as such, it is incommensurable with the parent lexicon. Instead of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paradigms entailing that there be no common meaning, Kuhn now argued that incommensurable paradigms had no common taxonomy. But a universal translating language, Kuhn argued, is not the solu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se incommensurable terms; rather, the historian must enter the past world of science and become multilingual. Kuhn also changed incommensurability’s role to isolating lexicons of various scientific specialities, so that a new speciality can evolve from its parent as its own independent speciality. In sum, as scientific specialities evolve, their “words” capture more of the “worlds” open to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Unfortunately, Kuhn did not complete Words and Worlds before he died. The question that arises is whether the sequel would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which is more pluralistic in its perspective than when Kuhn wrote Structure. Today’s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have no need for a consensus framework, since each natural science is studied by its own philosophical sub-field. Kuhn’s evolution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however, might afford a possible candidate for reviving such a framework – but not in the conventional sense. Normally, the framework depends on a reduction of the non-physical sciences to the physical sciences. Physics is the model for what denotes a science; and the non-physical sciences must kowtow to physical terms and concepts. But this effort to provide a consensus framework for the sciences eventually fizzles ou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Kuhn’s evolution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however, provides a possible consensus framework that outlines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various natural sciences as they evolve and specialize. Thus it accounts for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s pluralistic stance, by clarifying the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ciences –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ir common ancestry. Its goal is not to force the various sciences into a single scientific mould, such as the physical sciences, but to account for how these sciences progress like a branching tree of proliferating specialities. Although the full impact of Kuhn’s evolution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y never be realized, the marriage between Structure and academic discourse remains sacrosanct, as is evident from the recent celebration of Structure’s golden anniversary – with no divorce imminent.

 

 

从文化自觉到哲学自觉
北京师范大学 江怡
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已经向我们表明,文化自觉的树立正在极大推进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文
化自觉,首先是指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也是社会大众对文化发展的
迫切要求。思想上的认同并不等同于行动上的一致。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并努力从行动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认同,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更是指思想上的
自觉,是我们在思想上真正形成对自身文化性质的理解,特别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转型过程中
不同文化形态的认识,最后构建我们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里的特殊性是指,中国传统
文化的深刻影响已经体现为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
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时代效应。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必须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理解,因此,这样的特殊性就必须以具有普遍意义的表达形式加以
体现。只有在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理解和交流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进入“自在自为”
的阶段。然而,要做到文化的这种自觉,我们必须抓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这就是时代的哲学思
想。确立文化自觉的关键,应当是做到整个民族在哲学上的自觉。
中华民族富有哲学思维的传统,中华文化蕴含深邃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论语》、《道德经》
还是《中庸》、《大学》,这些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维特征,
这种特征表现为思想行动以个人认识为前提,观念形成以经验活动为前提。虽然中国哲学学科的
自觉意识产生于西方哲学传入之后,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却始终是哲学式的。中国人的智慧具有
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中国人善于从身边的具体事项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并总是试图用
这些道理去理解其他相关或相近的事项,由此完成对事项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更关注的是事情的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事物本身。第二,中国人对事物的理
解更多地是从关系出发,更多地关注自己周遭生活环境中的人和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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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思想内容的表达和构造,也是对我们思想本身的概念规定。纵观我们目前的哲学思维,我
们似乎缺少的正是这种对思想的主动认识。我们比较容易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理解,比较容易接
受从经验中得到的知性认识,而不太愿意从概念的层面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真正的思想应当在
于能够在事物之上确立把握事物的基本原则,能够在经验之先具备理解经验的基本能力。正如黑
格尔所说:“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
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
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
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
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
其次,哲学的自觉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事物的整体理解,能够从较高层面把握事物发展的基
本态势。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
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种彻底不仅表现在理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理论能够
把握整体,能够从宏观上对事物有完整的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论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
表明理论在实践中的彻底性。显然,这种哲学的自觉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历史的发展脉络,使理
论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而这种前瞻和预见正是彻底的理论自身具备的本质特征。经验主义的方
法只会使我们裹足不前,完全从经验出发就会使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当我们真正形
成了对事物的整体理解,只有当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从哲学的高度
解释我们在经验中面对的各种现象,才能在事物的各种变化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脉络。
再次,哲学的自觉还表现在对理论思维的自觉培养,表现为对以往哲学史的学习和理解。恩
格斯说:“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
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他指出,每个时代的理论思
维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因此,只有通过对
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的学习理解,我们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这里的理论思维能力主要
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科学思维能力,一个是哲学思维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帮助我们对以往历史
中出现的各种科学假说和科学思想形成恰当的判断,有助于我们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和
思想的创新程度。但科学思维能力仅仅停留在或者说只能在对经验现象的表层理解,即使是对经
验现象的科学解释也不过是采用了逻辑的方法,对这些现象重新分类而已。而哲学思维能力则对
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必须能够超越经验现象,通过对各种现象表面的理解
达到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了解在以往哲学史上所出现的各种理论观念,在
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所谓新观念的历史踪迹。同时,这还需要我们具备超
越历史和经验本身的抽象能力,能够从历史和经验中剥茧抽丝,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用于
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最后,哲学的自觉更表现为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表现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和对现实实
践活动的最终关注。按照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思想的运动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思维中的变化
过程。虽然这样的辩证法是以概念和现实存在的颠倒关系为前提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却是
我们必须牢记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能够按照思维自身运动的方式理解事物的发展,也就是
当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思维的辩证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思维活动如何同现实存在之间产
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把思维活动的最后结果放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
以检验。这就意味着,辩证法不仅运用于思维活动本身,更是运用于我们在现实的实践活动。用
辩证的方式观察事物,解释现象,提出观念,形成理论,这些就是哲学的自觉表现。
从文化的自觉到哲学的自觉,这体现了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更深层理解,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
负责态度。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的层面,我们还只能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上把握思想的力量,只
能依靠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而哲学的自觉则帮助我们从概念的层次
上理解思想的构成和变化,从思想自身的发展中把握观念的历史作用。从更广泛的当今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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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野看,能够做到哲学自觉,才会使我们的文化自觉变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才会使我们自
身的文化特征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