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与科学相容的生活信念 - 罗吉尔·斯佩里[①]

怀着一位科学家对实证真理的信念,以及长期从事大脑、行为和生命科学研究的经历,我在大多数工作年月里,都接受了关于生命和宇宙起源及本质的科学解释。如果科学说人类生命缺乏任何终极目的、价值或者高级意义――我们和我们的世界纯粹由冷漠无情的物理力量所驱动的话――那么我就会正视这一事实。像许多科学家一样,我宁愿追寻并面对真理,无论真理多么刺耳,也不愿意生活在错误的前提和虚幻的价值之中。对于大脑的工作原理和信息处理方式了解得越多,我就越乐意接受在外在的真实世界里获得了经验证明的真理。

而今,尽管没有放弃或违背科学原理,我差不多兜了整整一圈,转到了拒绝科学传统上所支持的那一类真理的立场上来。传统观点的核心教条就是: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的心灵,都能用物理之力作出解释――也就是说科学完全不必求助于有意识的心灵(或精神)之力。作为一个脑科学家,我逐渐相信心灵(或精神)这一认知实体的存在和力量,以及它们对大脑的功能及其演化的因果控制的不可或缺性——但科学长期以来断然否认这一点。特别是,我认为大脑的主观价值—信仰体系是塑造人类文化、影响文明进程的最为强大的内在力量。

我在信仰体系上的转变,始于我对意识以及心与脑的基本关系的看法所发生的变化。不久我就明白,只要接受了这种修正后的心—脑概念,我们关于人类、非人类的自然界以及控制它们的各种力的科学观念就会发生转变,随之在人文和科学两方面都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意识形态和价值—信仰方面的诸种意义中,我可以预见,适合所有民族和文化的自然主义的“全球伦理”终究会建立起来。这个伦理立基于科学的中立性、普遍性和可信性,它将光大那些保护、增进——而不是毁灭——我们世界的价值观念。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仰仗科学来挽救世界,不是通过更多或者更好的技术(那只会延迟因而加剧日益临近的灾难),而是通过提供改进的支配人们生活的价值—信仰准则。

当这些意义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日渐远离实验室世界和裂脑研究,并日益关注这些急迫的问题。在实验室里研究各种不同的心智状态是偏于左脑还是偏于右脑,尽管仍然是一个有趣并且丰饶的课题,但在环境日益恶化、未来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特别是与心智状态具有因果控制作用这一观念所带来的众多新问题相比。在七十年代,心灵的因果观已经成为行为科学领域范式之争的焦点,并且显示出扩展到一切科学领域的迹象。与此同时,随着这一观念的更多涵义的发掘,而且裂脑研究在按部就班地顺利进行着,我决定把自己的首要精力集中到意识和心灵的因果性这一问题上来。

许多人都没有看到“挽救世界”的根本策略是如何来自与脑生理学相关的意识概念的。这个答案,简单说来,如下所述:生物圈的命运依赖于人类的价值优先顺序,而这又依赖于对于人类生命及其意义的假设。新理论在许多关键地方修正了这一假设,这种关于意识的新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关于自身以及世界的各种信念,并将对宗教、科学、哲学以及社会优先顺序等方面产生深远的思想冲击。

意识遍及我们人类事业的各个方面。一切能够被感知、认识、相信、想象或者体验的事物,都要通过这种最通用的媒介――有意识的心灵——来进行加工。作为我们所有的价值、目的、意义、正确与错误的判断、美的鉴赏、以及欢乐的体验的护航者,意识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意识概念的任何基本改变,无论是它的作用,还是它与大脑以及外部实在之关系的改变,都注定会引起广泛的冲击。举例来说,对“意识是不是不朽的”这个问题,一个暗示性的答案就会在社会各个层面引发强大的反响。

从意识的非因果观到因果观的转变,承认了主观意识在物理世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废除了传统的科学-价值两分法,并且为古老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悖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信仰自身的真正本质和因果性影响也被改变了。

在我们的新理论中,主观信仰已经不再是大脑活动的一个无关紧要的附带现象。它本身就是强大的驱动力。从大脑的功能组织和认知处理的角度来看,人类信仰体系在塑造个体及社会行为方面的核心指导作用,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我们的信仰决定我们重视什么、选择什么,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以及社会决策。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危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长期盛行的各种宗教信仰体系。因此我认为,人类的前途和整个生物界的命运将取决于下几代人(且让我们寄以希望)所选择遵循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

最重要的信仰,不是那些涉及日常关注和基本生存的东西,而是那些高级的宗教、哲学、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人们生与死为了什么的那种——关于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关于上帝、人类的灵魂及其在宇宙图式中的地位的信仰。这类信仰决定了一个社会对于世界该是何样、文化价值取向、道德善恶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判断。任何关于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信仰,都会通过一个人的价值体系来制约所有的从属价值。在几十亿的心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信仰体系,决定了人们如何思考、重视什么、以及作出何种决定,因而塑造着历史的进程。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看清,这类信仰体系对于当前人类环境的危险局势负有何种责任。

 

一 相互冲突的两大信条

 

正如新闻报道和历史记载所证实的那样,作为人类事业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塑造者,这些信仰体系若是处于相互冲突的状态或是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麻烦就来了。尽管我们关于宇宙、人类以及非人类的自然界的知识有了长足进步,世界上的信仰体系是如此之分散和多样化,甚至无法相容,以致若是我们把某一人群的信仰看成是真理,那么被其他人群所尊崇的信仰就会成为谬误。尽管宗教上的多样性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信仰的差异常常扩展成互不信任和暴力冲突,业已成为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用说,对于哪种信仰代表真理,人们深表怀疑。

或许,当今文化中的巨大鸿沟和引发相互误解和深刻冲突的根源,就是我们时代的两大信条——科学和主流宗教——之间的不相容性。这两大信条持有完全对立的存在观,拥有绝然不同的“真理”标准。科学要求我们接受关于宇宙的非人格化的、唯物主义的质量—能量解释,宗教则要求我们接受与之截然对立的信仰:主宰并充满宇宙的是怀有意向、充满关爱的精神实体。正如格里雷(Andrew Greeley)、谢弗尔(Francis Scheffer)等人所强调的那样,人们最终必然在这两大对立的关于终极实在的思想中作出选择:宇宙要么有伟大的计划、精神价值、目的和高级意义,要么完全受量子物理学支配,缺乏任何意义、价值和精神性的内容。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个人认为,这一冲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科学教导我们——尽管在其他方面我认为科学提供了最可信赖的真理以及探索真理的途径——我们以及我们的世界纯属物理上的偶然,没有任何终极目的和意义。科学拒不承认自由意志或自由选择,也不承认任何真正意义的道德上的对与错――我们生活在一个决定论的宇宙之中,此中的事件之流皆是因果的、无情的。科学还告诉我们,生活经验中所有的意识内容都不过是附属的人工制品,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对于一切事件的进程——无论是大脑中的还是真实世界中的——都没有任何影响。换言之,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效能的附属现象,来自遗忘,并归于遗忘。

无论如何,很棘手也很明显的是,当代文明不得不在两种极端不同且互不相容的终极信仰体系之下运作。一个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缺乏可信性,另一个又排斥人性的需要并且公然对抗日常经验与常识。为了应付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多年来我一直将这两大体系严格分离开来,并在它们各自适用的范围内接受它们。当涉及道德、宗教、或人性关怀时,我就把自己对科学的信任放在一边了。相反地,当涉及实验室的各种事务时,任何心灵的或精神的解释也都被我完全摒斥在外。

在政治和法律方面,这种双重标准是非常盛行的。它涉及教会与政府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社会也早已被广泛认可。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84年发行的小册子“科学和特创论”中就曾正式宣称:“宗教和科学乃是人类思想中分立的和相互排斥的领域,将它们置于同一语境下不仅会导致人们对科学理论的误解,而且会导致对宗教信仰的误解。”

作为一个关注大脑模式和认知过程的大脑—行为科学家,我发现这种双重思想有待改进之处甚多。如果这两大体系在生命和宇宙的起源、本质、命运以及控制它们的力量这些根本问题上彼此矛盾、“相互排斥”的话,那么肯定是在哪儿犯了严重的错误!

 

二 一条更好的道路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我越来越确信应该有一种更好的选择可以对付这种窘境[②]。这第三种选择基于一种关于我们自身和自然界的截然不同的观念,这种观念源自我对意识的新看法以及对意识与大脑工作之关系的新认识。这里涉及一种不同的科学思维模式,特别是,一种不同的因果观,从而为支配宇宙以及人类的各种力量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折衷的”观点。

过去互不相容的主客观两大体系如今在一个统一的中间立场上获得了协调,这一立场有别于从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哲学上的两分法。因此,必须赋予标准的哲学术语以新的意义,或者必须发明一些新的哲学术语。旧两分法的两个侧面——心灵的与物理的、主观的与客观的、事实和价值、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而今在一个完整的、一致的世界观综合中和谐相处。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我不必再在关于终极现实的两大对立体系之间摇摆不定。相反,我可以依赖于这个完整的第三种理论,它把前两种体系中我认为是最可信的部分保存并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它摒弃了二元论的超自然信仰,比如没有肉体的心灵或精神。另一方面,它不认为,传统的(还原论物理学的)科学解释就是对的。

四分之一个多世纪以后,我发现这“第三种选择”仍然如当初我设想的一样,能够把过去对立的两极有效地调和起来,构成一种一致的、统一的关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的观点――一种可以陪伴我的生活和工作的、可信的、实用的世界观。自从采用这新的信仰体系之后,由于其内在的、几乎自明的全球伦理(后面会谈到),我在探讨道德争端的解决方案时遇到的麻烦少多了,这些争端如:原教旨主义者与世俗人文主义者、赞成与反对堕胎、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动物权益问题,等等。而且,我不必再把我的宗教与我的科学隔离开来。

这种新的观点并非来自我对新信仰的刻意追求,而是在心-脑这一古老问题的长期研究中不期而遇的附带成果。我对意识的统一性(unity)问题的探索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当时在研究裂脑人和动物的脑半球时,我们不得不采用全新的、更直接的方式来看待大脑与意识的关系。在运用和比较已有的心-脑理论的优缺点时,我发现,在解释脑功能时排除意识作用的理论,虽然受到人们长期信任的,并且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但事实上存在逻辑漏洞。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采纳一种新设想的因果观,远胜于排除意识作用,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

这种新的因果模式没有改变旧有的大脑神经元水平上的因果链条的假设。但在认知过程中,这些神经元事件被看作是嵌入在更高层次的因果现象之中,并因此受控于更高层次的因果现象。举例来说,在思维过程中,因果序列在每一步都是由意象、理解、洞察、联想等整体网络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作为组成成分的神经元必须按照主要在意识层面上决定的模式发出脉冲。意识的特征就是一类特殊的大脑处理过程——这些过程被认为有其自身的动力学——的不可约的突现性质(irreducible emergent properties),这一假设虽未得到证明,但已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简言之,新答案假设:在大脑活动的因果链中,意识经验以不可约的突现形式出现在大脑过程的较高层次(认知层次)上。这些突现的心灵实体不仅在认知水平上相互作用,而且对作为其组成成分的神经元的活动施加自上而下的控制。与先前的行为主义和神经科学理论相左的是,内在经验的主观性质已成为解释有意识的行为不可或缺的因果概念。实际上,心又被放回到客观科学所研究的脑之中了。这里就引进了一种新的因果决定论模式,它将传统的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与突现的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结合成为一种“双向的决定论”。

脑功能的这一修正观点,尽管与1960年代盛行的脑科学中的因果性假设相矛盾,但对于裂脑试验所关注的心灵以及意识中的自我的统一性问题来说,给出了更为满意的答案。例如,我可以把完整大脑中的意识经验看作是最重要的统一的实体,“不同于且大于”两个分离半脑的意识经验之和,而不会得出结论说:完整的大脑具有两个分立的心——左心与右心,分别容纳两个分立的自我。进一步,由此可以得出,统一的主观意图必定因果地控制着每个脑半球中神经元激发的模式,但不会触犯生理学层面上的神经元活动的物理或化学规律。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修正后的新观点带来了因果论推理上的突破,为我们从束缚科学达两个世纪多之久的、并迫使我们接受唯物主义-行为主义世界观的套路中解脱出来提供了一种途径。这种新的整体论的、自上而下的推理为绕开传统的微观因果链提供了一个合理的途径,同时却不违背科学的经验原则。尽管日常科学实践和科学方法论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但科学所支持的生命观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前被认为是绝对客观的、原子论的、缺乏价值和漫无目的的宇宙,现在添入了主观性和意向性。

我在意识问题认识上的转变,与其说是特定研究的成果,还不如说是以往相互分离的思想线索的汇聚。比如说,我曾经按照自上而下的因果论教授进化论多年,但从未将其应用到意识之谜上来——直到我在裂脑研究中发现,分离的大脑对应于分离的心,才被迫采用新的思路来看待意识问题。

心灵的性质从非因果性向因果性的转变,要求我们对原来的唯物主义和行动主义的信条作出根本性的修正。我们不能再认为,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能够对大脑的功能作出完整的解释。在解释大脑功能时,必须把高级组织网络的性质作为一种不可约的控制因素包括进来。这种新的观点,非但不排斥心与精神,反而将所有丰富的主观性质看成是不可或缺的功能性的动因——当然,这些性质不是以任何脱离肉体的、自由漂移的或以太般的形式而存在的,而是作为大脑高级过程的整体特性而出现的。长期遭到排斥的主观状态和性质,作为进化的巅峰,现在被推向了前台,推到了驾驶员的座位——它本来就在那儿,在决定一个人的特征和行为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突现的因果控制的基本原理不但存在于大脑中,而且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中。各个层次上的“宏观”或整体性质,作为不可约的和不可或缺的因果实体,对低层次的构成成分施加着自上而下的控制,因而在科学中具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利。“心灵”就是这种普遍的宏观因果性的一个特例,但该特例因为足够特殊,值得专门提及。自下而上的微观控制当然仍保留着,但不再是唯一的、排他的因果关系。

 

三 尝试性检验

 

一开始我是在专业范围内通过演讲和文章来宣传并检验这些新的信念的。目标并不在于获得决定性的证据,因为先前的行为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范式也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即便如此,我相信总有一天,至少就突现因果关系的基本原则而言,通过全方位的探讨,利用滚动的轮子一类的机械模型,我们将获得令人信服的证据。然而,现在所能做的,最好就是将这些观点付之印刷,使得数以千计的具有批判头脑的专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思考、权衡和分析。

在最初四年里,大多数的反馈都鼓励我在神经学界、哲学界以及心理学界——甚至到国家科学院去——作出更正式的解说。令我信心倍增的是,美国心理学界很快就放弃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理论,转而接受了把主观心灵现象作为合法的因果概念的观点。

1970年代早期主流心理学的思想转向(即所谓的认知革命,或曰意识革命、心灵主义革命、人文主义革命),意味着意识的因果观已经从纯粹的哲学猜想变成了科学史的一部分。不管时间证明它是对还是错,这种新范式已经取代了行为主义,并且在近二十年里一直是心灵与行为科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概念框架。

与此同时,那些更为基础性的科学,诸如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依旧坚持传统的自下而上的微观决定论。结果,在科学和哲学领域,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并且截然对立的因果决定论范式。一方反对、而另一方却支持突现的因果关系——不可约的、整体论的相互作用和高级结构对低级组分施加的自上而下的控制。

简单说来,争论就在于:一个系统(或实体)的相互作用,是完全由其组成部分的性质所决定的,还是也受到新突现的整体性质的支配,而且这些新突现的性质影响并控制着各个部分?在大脑中就是高级意识对低级神经元的控制问题,但上述问题是普遍的。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在我们的世界之中以及我们自身之内有哪些类型的控制性力量的问题――这些力量制造、推动了宇宙,并且创造了我们人类。

 

四 科学中相互竞争的范式

 

一方面,按照科学中传统的微观决定论观点,我们和我们的思想、行为、决定以及我们身边一切事物都受到自下而上的精确的物理—化学作用力的控制,而这种作用力最终可以还原到量子物理。大脑中以及他处的一切事物都必须服从物理和化学定律。没有自由,没有选择,没有价值,没有目的,更没有道德优先顺序。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心灵的主观附带现象,心灵可以平行于大脑或自然界中的物理事件过程,但决不能对之施加因果性的影响。“意识不能决定物质”,或者说“没有任何物理作用不依赖于另一个物理作用”,就是这种传统观点的流行说法。

另一方面,如果新的心灵主义的思考是正确的,那么大脑中的物理和化学作用力,尽管依然存在并且有效,但被嵌入到意识和潜意识心灵过程的高级规律和动力学之中,并因此受到这些高级规律的控制。大脑活动的高级、“宏观”、或整体性质决定了分子事件何时、何处和如何发生,同时却不违背分子水平上的物理化学定律――就像电视机或计算机程序决定了视屏上的图案,同时却不违背该系统的物理学一样。

按照这种观点,脑细胞的兴奋不再单独地依靠生物物理作用力,它同时也服从于涉及到主观感情、愿望、选择、意图、道德价值以及所有其他“心事”的高级命令。心灵和意识的主观事件有其自身的动力学和因果规则。这些心灵事件在越外附加的意义上超越并控制着脑生理事件――同时它们又被脑生理事件所决定。这种双向控制并不矛盾,因为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方向上因果控制的方式是不同的。

在心理学接受心灵主义范式以后,该范式的核心思想,及其因果解释的新途径,很快就被系统理论所吸纳,随之在科学和哲学中获得了稳固的地位。甚至唯物主义最坚固的堡垒——物理学,在过去的十年里也开始向同一方向摆动(通过“混沌”和计算机科学)。宏观心灵主义的范式至此对传统的微观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发出了重大的挑战。回顾这一事件的先后顺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颇富讽刺意味的转折:长期受到物理科学压制的心理学,现在居然成为第一个接受看来在所有科学领域都更为有效的基本范式。

作为一个科学家,确信上述观点之后,我就不再需要相信我和我的世界处在一个完全缺乏精神和目的、漠视人类关注的宇宙之中,纯粹受“物理学中的基本作用力”的自下而上的支配。在新的自上而下控制的范式中,我们在现代世界被更高级的、更有生命活力的、精神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力量所推动和包围着。这些力量具体体现在政治、宗教、教育和商业等领域之中,富含目的、关切、价值和意义,具有与原子和分子的性质一样的实在性和因果性。在我们新的因果观中,这些更高级、更复杂的自然和实在之力就像物理和化学作用力一样,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这样一来,科学的重点就不是亚原子的终极构成单元,而是由这些终极单元逐级组合而成的新的形态或模式的特性。例如,不管量子力学怎么说,我相信桌子总是坚硬的,不像软布丁,尽管它与软布丁具有相似的亚原子构造。总而言之,关于人类和自然的科学观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对我来说,这种关于宇宙和实在的新观点,比起早期对立两极中的任何一个来讲,让人觉得可信和满意得多。

 

五 基于科学的道德戒律:全球伦理

 

这种中间立场,虽然基于科学的真理与世界观,但不再与日常经验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观点相抵触,与自由主义的非二元论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也不矛盾。实在的主体性及其定性特征也不再被排除在外。高级的意义、丰富的价值和道德指令也被赋予到宇宙图式之中。

通过上述(以及其他)途径,意识革命已经转变了传统的科学—价值两分法,因此实际上也是一场价值革命。这场意识革命还是少数同时带来意识形态革命——在波普尔(Karl Popper)所说的意义上——的科学革命之一。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最高级的科学理论与宗教价值不再是人类思想中“相互排斥的领域”,我们不必再把它们隔绝开来。

生命中最珍贵、最神圣的事物不再被还原到亚原子物理,也不再作为二元论世界中的一种实体而显得格外突出。与主流科学相一致的、判断道德对错的先验原则也被建立起来了。人性的创造者成为整个进化中的自然的巨大编织物。创造之力与创造(物)本身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两者处在一种逻辑循环之中,因此贬低尘世的、物质性的存在,或将其仅仅视为旅途小站,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亵渎的。

道德判断所依据的、绝对无疑的“存在的最高计划”现在变成了进化中的宇宙的宏伟设计,我们自身的进化乃是其中的一大焦点。进化不再被认为仅仅受到自下而上的基因偶然突变的控制,而是在驱动和支配生命的各种力量中逐步突现出来的趋向、目的和意义的累进。最高的善就是存在本身的不断进化的性质,开放式的未来乃是具有高级意义的前提。在失去彼岸保护的情况下,人性的灭绝将意味着整个人类事业和所有人类创造的时代都将归于虚无。这就为环保主义、人口控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基础。

将上述考虑与由进化所带来的、业已存在于人类本性中的、并且作为人类所有的价值体系之共同基础的内在价值体系结合起来,我就得出了一个包含内在伦理道德律令的信仰体系以及相关的价值规范。关于意义、价值、规范——即世上事物应该是哪个样子,如什么是道德上的对与错、什么是最神圣的等等,我的最终标准是建立在这个单一而完整的体系之上的,与经验上可证的实在和宏观心灵主义所描绘的科学世界观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神学家的“神圣意志”可以翻译成:顺应并且促成自然的创造性模式的因素(因此也是制造、推动宇宙和创造人类的力量之一)。进化中的自然当然包括人性,不但有生物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后者一直延伸到最高的审美和精神维度。

简单地说,并且从实用角度考虑,善与道德上正当的标准,就要看这个世界的生存质量在长远的和超越的意义上得到保护或改善的程度。这里所考虑的生存质量,不单是你我的,也不单是这个或那个民族的,或这一代与下一代的,而是整个人类的。当个人、民族或种族关于“正当”的观念发生冲突时,就需要一个判断正当与否的更高标准,借以从广阔的、长远的和超越的(永恒的、进化的或如上帝一般的)角度来衡量生存质量。

大多数人都乐于承认,这种标准(增强生命进化的质量)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与普通直觉相符。但我们要知道,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把标尺。多样性、对立、竞争、甚至冲突和死亡,在提升生命质量和意义的进化过程中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善的和正义的,那么善和道德也就没有了意义――好比如果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类栖息地,并且始终维持一个最优化的、均匀的人口分布的话,那么人性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正如任何一个伦理体系一样,我们这里也只是给出了一般原则,专门问题还需要专门讨论。但只要人们对终极标准和最高的善的看法达成一致,那么就很容易对道德优先顺序的判断作出建设性的讨论。在现在这一方案中,道德价值不是绝对的或永恒不变的,也不是由自然规律或神圣律令事先规定好了的。相反,像其他价值一样,道德价值是进化的和相互关联的,并取决于自身进化和被应用的情境。

这样的一个基于科学真理的可信性和普遍性的道德模式,有望成为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乐于接受的、作为国际法律和道义以及制定——比如通过世界联邦——控制核扩散、防治大气和海洋污染或其他维持世界秩序和提高生命质量的国际政策的公共核心原则。与那些非世俗原则或人类中心论的、享乐主义的、相对主义的伦理相比,这里所设想的全球伦理更能帮助我们战胜在不断恶化的世界环境中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它为从根本上解决地球和人类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非灾难性的,甚至还是仁慈的)的治疗方案。

 

六 突现的新世界观:可供选择的其他观点

 

值得指出的是,近来人们沿着相似的路线提出了一些其他方案。拒斥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在行为科学中刚刚确立下来,各种新的世界观就随之出现了。

几乎所有这些方案都或明或暗地依赖于从传统的唯物主义教条转向整体论的范式。但这些新观点的提倡者不是像我们那样把上述转变归因于意识革命和突现的因果性,而是将其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常常引以为据的有量子物理学,此外还有生态学、系统论、泛心论(panpsychism)、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核湮灭、经济理论等等。大部分这类新提出来的观点都声称对于社会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甚至关键的意义。因此,对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异及其未来主义的含义作些评述,还是有必要的。尽管这里不能对它们从正反两方面作出全面的评价,但这些观点共性很强,任选一个作逐点比较就能说明许多主要问题和一般论证方式。其中一个大体看来与我们观点颇为接近、并且获得了广泛认同的观点,是贝瑞(Thomas Berry)提出来的[③]。他的观点非常明晰,足以作广泛的比较。

像其他人一样,贝瑞认为,日益恶化的全球性困境的解决之道,就在于革新的价值和信仰(以及由此带来的在行为、目标和社会优先顺序上的变化),这些革新的价值和信仰立基于通过重新解释科学证据而获得的修正的自然观和实在观。二十多年前,当我试着提出我们应该向科学寻求更为现实的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的时候,伦理学家和科学家对我的建议都断然予以否决。1970年,主流科学仍然为自己的唯物主义和不关涉价值而感到骄傲,与此同时伦理学家依旧以事实-价值的二分法为荣。然而,到70年代晚期,特别是80年代,我们对价值的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具体来说就是:伦理道德价值可以从科学的世界观中得出的观点,业已成为上述许多新方案可以接受的——并且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出发点。

总的说来,贝瑞也像我在文中的讨论一样,对自然的创造力给予最高的关注,并把他的“新说”称作“创造导向的”,借以与二元论的和非世俗导向的神学形成对照。作为一位基督教修士和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化史家,贝瑞神甫比我们大多数科学家更善于使用富有说服力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对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敏锐观察。在探讨我们两人在观点上的基本差异之前,我在下面先列出两人一致的地方,以便突出争端所在。

 

相似的论点

1 新意义上的神圣性被置于自然界的核心位置,这与二元论的方案是对立的,但与新视角下的宇宙科学相容。

2 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被突现论的、整体论的途径所取代,新的主观性和丰富的宏观性质在这里被添入到科学的世界观之中。

3 新的完整的世界观为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间不断增大的鸿沟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恢复了对人文学科应有的重视。

4 宗教和科学这两大体系之间某些根本性的不相容,在统一的世界观之中可以调和起来。

5 现今的全球性危机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过去的宗教和科学中不恰当的精神体系(mindset)。

6 都提倡一种新的生存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伴以新的伦理和新的终极价值。采纳这一新的生存观,将会带来基础性的社会变革,生存质量也会提高。

7 从以人类为中心的规范到以自然为中心的规范的转变,人类中心论让位于生物圈在价值上的优先性。

8 所提出的价值-信仰体系是自然的、中立的、非排他的,能够被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国家所接受。

9 带有更强的整体论色彩(斯佩里的)或精神性色彩(贝瑞的)的修正的进化概念,更多地引导着、同时也较少受制于基因突变的偶然事件。

10 对地球资源的野蛮开发和疯狂掠夺,如贬低和轻视其他物种——更不用说造成了它们的灭绝了——已经成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其他次要的和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很明显。)

 

我们两个观点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得到并证明上述相似论点的方式。贝瑞利用的是他所谓的主观性原理,或曰泛心论,即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既有精神性的也有物质性的内容,而不是像我一样依赖于意识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心灵主义范式。贝瑞提到“整体宇宙秩序的内部主观精神方面”,提到“宇宙从一开始就既是精神实在也是物质实在”,还提到“突现的宇宙在初始时刻的精神和意识维度”。

无机物也有内在精神的思想由来已久,其在现在的拥护者包括莫尔根(Lloyd Morgan)、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夏尔丁(Teilhard de Chardin)以及过程哲学的追随者。这种思想既未得到证明,也未被证伪。但泛心论过去并没有成功地推翻科学唯物主义的信条,因为它没有改变纯粹的物理定律和方程。它把精神要素与物质要素看成是相互平行的,而不是因果性地相互作用的。欲推翻久经检验、高度成功并且深入人心的科学唯物主义范式,贝瑞以及其他支持用科学“新说”取代科学“旧说”的人在立论时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逻辑上有效的基础,比如意识革命之类。

尽管我们的新心灵主义范式在行为科学中将新的主观性注入到科学的世界观中,但它不能扩展到没有大脑的实体。一种基于泛心论的“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显然会得出与我的基于突现的宏观因果性的观点大不相同的伦理原则,包括它在比较动物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在神经科学以及与大脑和行为相关的领域中工作的学者,迄今尚未获得公认的证据以接受泛心论的观点。

另一不同与进化概念相关。贝瑞认为,支配性和导向性的创造力量不是逐步自我发展的,而是始终如一的。他在文章中支持人择原理,谈到“宇宙的原始意图”,还断言“宇宙的支配性原则控制着大爆炸开始瞬间以来的整个演化过程”。相反,按我的观点,支配进化的原则是在进化过程中逐步发展的。与生物学的标准想法一致的是,这些原则是自我产生的和自我组织的,而不是在“原始意向”或“人择设计”方案中预先计划或构想好了的。

尽管贝瑞谴责技术—工业时代的主导价值及其对“地球的粉碎性攻击”以及通过无休止的物质发展进步来创造一个奇妙世界的梦想,但他没有涉及人口过剩问题。相形之下,自1965年以来,我的思想一直集中在那时人们就已提出的“人口过剩”论,即认为环境危机和对生命的亵渎都是由人口过剩所导致的。若是撇开人口因素,我倒乐于将进步技术看作是生存质量提高的一部分,它为人类的探险事业赋予了更多的目标和更大的规模--并且,且让我们相信,将为我们及时逃离垂死的行星提供空间旅行的手段,或许还可以控制衰老过程;除此之外,在一个不断进化的开放未来中可能还会出现迄今难以想象的奇迹。贝瑞和我两人都承认,利益驱动下的工业化时代的精神体系一味追逐无休止的物质进步,而不考虑对自然所造成的影响。但我认为,乌托邦就是明天的技术与数世纪前的人口规模的结合。

再有一个不同就是,贝瑞强调宇宙中一切实体之间的“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ness)和“交流”,并且将这种“交流”看作是“生态学时代”实在概念的组成部分。按他的观点,每一事物都与所有其他事物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出现在许多新体系以及“生态哲学”和“新时代”(New Age)[④]思维之中的、陡然流行的概念,显然来自物理学中与贝尔定理和EPR思想试验相关的进展。但即使是在物理学中,关于贝尔不等式和EPR的争论仍然悬而未决。在我看来,普遍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推论出的“整体性”(wholeness)或“整体论”(holism)完全是对量子理论的又一曲解。大多数物理学家仍然相信传统的微观决定论和纯然自下至上的模式。他们发现了一些适用于亚原子实在的东西,于是就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是按这种方式运行的,却忘记了在自然界的大多数情况下,亚原子的性质陷在一层又一层的高级系统——这里牛顿定律比量子物理更为有效——之中,并且受到这些高级系统自上而下的控制。对于不同的个体、种和生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来讲,常识意义上的“相互联系”概念是适用的,生态学理论对此已强调了50多年。在当今的环境下,生态学确实得到了人们的赞赏与重视,但它与传统的唯物主义范式并不冲突,因此对于世界观的转变无足轻重。

人们在试图分析这个所谓的突现的新世界观时都会返回来思考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究竟是哪些发展真正导致了旧范式的衰落?也就是说,是哪些新的证据、概念、或者理论使得人们放弃了还原论的唯物主义转而赞成新的突现整体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新范式及其所蕴含的社会信仰和价值体系的转变来讲,至关重要。

在对这一段历史重新作一番梳理之后,我仍然相信,导致人们接受新的世界观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革命和突现的因果观,而不是量子物理学或相对论、生态学、或泛心论——抑或系统论、二元论的相互作用论、反文化的激进主义、耗散结构或任何其他相关的进展。这些相关的进展有不少确实为新的世界图像添加了重要特征,但在我看来,它们要么不足以动摇原来的范式,要么——就像诉诸量子物理一样——不能为意识和价值的科学观的转变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再说,即使能提供,也晚了50多年。.

过去二十年里,对西方文化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以及其他传统日益发起挑战的所谓“新时代运动”,我相信也是以意识革命为基础的。在我看来,新的心灵主义范式的广泛影响赋予了该运动以合理的内核,这一点常常被该运动的那些令人迷惑的表象(反科学的,甚至是神秘的)所掩盖。依我看,正是这个合理的内核,使得这场运动虽然不断遭受强烈的批判,却依然充满生机并不断壮大。新时代运动的兴起与科学中新的心灵主义的出现正好同步:两者都是在1960年代发轫的,70年代中期羽翼已经丰满,到80年代中期显然已牢固立足。

从这一角度来看,新时代运动的许多令人迷惑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方面就会变得紧然有序。这个视角提供了一个可以将该运动中那些真正的、合理的特征与表面的、无关的特征区别开来的标准。比如说,再生(或“灵魂附体”)、传心术、所有的神秘主义、“盖亚”自我意识、“奥秘伽点”,以及所有未被主流科学所接受的东西都被排除掉了。另一方面,只要我们接受了宏观心灵主义范式,就能认可这场运动中体现出的关于我们自身和物理实在的新概念,及其为环保主义、人口控制和可持续经济所提供的道德基础,以及对旧式唯物主义的和无止境增长的价值观的拒斥。倘若真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新时代运动纲领中,没有什么真正的、实在的东西--没有新的思维模式,没有整体的精神变化,没有伴随新的精神体系而出现的、引领人类朝向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的新文化--那么我们整个物种,当然还有其他物种,看来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与此同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科学中接受意识和主观性以及心灵的、认知的和精神的内容,并没有——尽管人们通常以为如此——向超自然的、神秘主义的和来世的东西——简言之,任何脱离躯体的心灵或精神——敞开科学的大门。新的宏观心灵主义世界观的力量与希望恰恰与之相反--那就是,把我们的根本信仰以及由此得出的社会价值从可疑的超自然界或彼岸世界中解放出来,令其立足于更现实的知识与真理王国,与科学和经验证明保持一致。(张明悟译,郝刘祥校)


[①] 本文是著名心理生物学家罗吉尔·斯佩里(Roger W. Sperry, 1913—1994)晚年总结自己哲学观点的一篇文章。原文标题是Search for Beliefs by Consistent with Science,载于Zygon: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vol. 26, no. 2 (June 1991): 237—258,Zygon杂志主编Philip Hefner博士惠许翻译。斯佩里生前系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教授,因裂脑人研究而获得198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在这项研究中,斯佩里发现,切除胼胝体的裂脑人好似有两个精神。据此他认为,精神或意识是大脑的整体性质,这种进化而得的、不可约的、突现的整体性质对大脑的神经活动施加着自上而下的因果控制;推而广之,将这种整体论的自上而下的因果性与传统还原论的自下而上的因果性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为科学与信仰架起一座桥梁,为全球伦理提供一种理论基础,进而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找到一条出路。因篇幅所限,此处译文略去了原文的参考文献。——译注

 

[②] 斯佩里的心灵主义和整体论的因果概念形成于1960年代中期,参见: R. W. Sperry, Mind, Brain and Humanistic Values, in New Views of the Nature of Man, ed. J. R. Platt, pp. 71—92.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5.——译注

[③] 贝瑞的观点参见:T. Berry, The Dream of the Earth.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Nature and Natural Philosophy Library, 1988.——译注

[④] 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兴起的一场社会运动,介入其中的不仅有个人和精神领袖,也有商业和专业团体,其共同目标是通过精神意识来改变个人与社会。这场运动将女权主义、生态哲学、以及对精神和人类潜能方面的关注带入到社会主流,同时也创造了一个书籍、杂志、音像制品、研讨会、隐居修炼场所和展览会的巨大市场。——译注